“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对这个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些与商业伦理有关的核心困惑，在当今的中国是一些没有被解答的课题，甚至对它们的直面拷问，仍然是危险的。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1904年，四十岁的德国宗教社会学教授马克斯·韦伯提出了这个问题。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也就是从这个设问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完成了一次自我的伦理轴心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这本小册子中，马克斯·韦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他将人类文明的新革命——资本主义运动进行了一次非经济层面的文化诠释，从宗教伦理、民族传统的角度重新诠释乃至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他的这一工作产生了决定性的成效，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共识。

 同样是在1904年，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诞生了一本叫做《企业家》的新杂志，它的发刊词节选自托马斯·潘恩的《常识》，潘恩是这样写的：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我拒绝用刺激来换取施舍，我宁愿向生活挑战，而不愿过有保证的生活；宁愿要达到目的时的激动，而不愿要乌托邦式毫无生气的平静。
我不会拿我的自由与慈善作交易，也不会拿我的尊严去与发给乞丐的食物作交易。我决不会在任何一位大师面前发抖，也不会为任何恐吓所屈服。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
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自豪地说： 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已经做到了。”
潘恩的“常识”与韦伯的宏大论述，互为勾连，从文明属性、价值观到日常的行为准则，组成了一种结构化的话语体系。
作为韦伯和潘恩论述的对应体，东方文明从此陷入到一个巨大的被动境地之中。它必须解释，为什么众多早慧的东方文明无法诞生资本主义？韦伯在另一本作品《儒教与道教》中分析了中国宗教的这两种基本形式对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能力问题。他断言，无论是哪种都不具备新教那样的责任伦理观，因为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

还是在1904年，当时的中国社会，商人阶层又有着怎样的行为体现与伦理表述呢？

这一年，清帝国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从法律上允许商人组建独立于行政体制之外的自组织，这在本国商业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意味着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已被政权所公开承认。此后数年，各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在朝廷的鼓励下，全国各省会和商业繁荣地区设立了商务总会，中小城市设立商务分会，村镇设立商务公所，商会甚至部分地承担了政府的经济管理功能。
随着各地、各市镇商会的组建，商业势力得以聚集，并从此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公共力量。1904年底，在上海的《商务报》上，有人便刊文公开宣言，“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
历史就是这样，很多线头隐藏在不为人察觉的细节中，若不做对照与挖掘，无法真实呈现。如果回到1904年，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商人在组织上的独立与建设并不滞后，让人遗憾的是，这一态势在后来的暴力革命浪潮中被彻底地扼杀了。
到1980年代之后，随着新儒家的兴起，一些美国及台湾的华裔学者——如余英时和杜维明等人——决定在韦伯流连过的战场上寻找新的出路，他们试图证明儒家的千年伦理传统，从先秦的孔孟到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乾嘉汉学，都贯穿着强烈的济世情结，儒家的众多伦理概念——如均贫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点。杜维明甚至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解决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协调，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人与群的关系，对过分强调科学主义、效率、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是一个反驳。

时到今天，尽管余英时和杜维明的观点在西方知识界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然而，在华人学界却逐渐形成为一股主流的意见。不过，有一个问题却始终没有人解答——如果余英时和杜维明的立论成立，儒家伦理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处，但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如此艰难？

要回答上述疑问，并不容易，在我看来，答案有三个。

其一，是经典儒学大师对经济行为的蔑视。在先秦诸子中，孔孟对工商业的阐述很少，到汉武帝时期采取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历代儒家在经济政策上少有突破。

其二，则与中国的大一统政体有关。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在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之下，历代治国者形成了丰富的、中国式的行政模式和经济治理经验，与之相伴随的，则出现了极富特色的、先盛后衰的工商文明。当中央集权形成之时，必是专制生成、民间羸弱之际，而当地方坐大之时，又必然产生割据分裂的景象。中国所有朝代的兴衰更替，无一不是这一逻辑的具体表现而已。而在这一轮回中，工商经济一次次地成了牺牲品和殉葬品。

 其三，在商业伦理的基础性构建中，来自于工业文明前提下的商人自主论述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它直接导致了论述的主体性缺失，而不得不回到农耕传统中去寻找不可能的勾连，在这个意义上，余英时和杜维明们的努力其实都是在一条歧路上的徒劳。
于是，我们看到的景象正是，在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工商运行体制，而当工业文明的曙光到来的时候，商人阶层非常悲哀地无法建立独立的、新的商业伦理，企业家阶层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非常薄弱。

自古以来，对经商者身份的鄙视不仅仅来自统治者及知识阶层，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对此颇为不齿。费正清就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进如张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经商称之为舍身喂虎。上世纪二十年代期间，上海的出版事业空前繁荣，杂志及图书印刷总量竟已超过美国，各种杂志百家齐放，可是却没有一本商业杂志——仅见的一本是张公权等人创刊的银行公会内刊，在社会上并没有公开的影响力。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民间资本集团的崛起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企业家阶层开始对自己具备了一定的身份认同意识，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大的事件。但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对这个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些与商业伦理有关的核心困惑，仍然是一些没有被解答的课题，甚至对它们的直面拷问，还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