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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赏与严罚相结合

一味重赏容易使人只盯住奖赏，而且，有些人也未必把奖赏看成自己上进的动力，还必须进行严罚。就人类的基本特点而言，不需要别人的监督和责骂就能自觉自发地做好工作的人不多，大多数的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喜欢挑轻松的工作，捡便宜的事情。只有在后头随时督促，给他压力，才会谨慎做事。对于这种人就只能严加约束，一刻不能放松。

对该赏的人要赏，对该罚的人一定要罚；另一方面，对同一个人，该赏的时候要赏，该严该罚的时候也不能姑息。做到宽严相济、赏罚分明，才能更好地管理部属。

将帅在国家中的地位历来是非常重要的，有所谓“将者，国之辅也”之说。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但一国之将帅并非全是明帅良将，对于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皇帝来讲，是否善于驾驭将帅就成为了国家对军队是否能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一环。它的得失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利和国家的安危。清朝的乾隆皇帝在驭将方面可以说是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为了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清朝江山的稳固统治，运用“赏固信，则罚亦严”的驭将方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较好地发挥了将帅的作用。

清朝初年，武功之赏较轻，魏源在《圣武记》中说：“国初斩将搴旗，殉难死绥之人，往往仅荫一子入监读书。”对在战争中立有大功的清军将帅，其封赏是有所限制的。如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降清的洪承畴，在清军中任总督、经略，率军从关外杀入关内，镇压江南抗清义军，立下汗马功劳。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受命经略湖广、两广、滇黔，镇压各部农民起义军，收复五省。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攻占云南后凯旋回京，仅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明朝降将中，除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四将外，洪承畴可以算是地位较高，归降较早，立有大功的战将，但得到的封赏的确不算很高。清初其他降将的封赏也大致如此。清军从士卒当中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战争中立有战功，其封赏也是较低的。康熙时期的名将宁夏提督赵良栋，平凉提督王进宝，十八年（１６７９年）出兵参加平定三藩之乱，分兵定秦州、西和、礼县。赵良栋所部克徽县，下洛阳，进取阳平关。王进宝军出凤县定汉中，与良栋会师宁羌。一路所向披靡。十九年，复成都。二十年，赵良栋再破叛军，平云南。两将在平三藩之乱中战功显赫，但论封赏，赵良栋却因失建昌之过，以功抵罪被夺官。至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年）康熙帝“念良栋克云南，廉洁守法纪，复将军提督原衔”，到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年）才仅授一等精奇尼哈番。王进宝也大致如此，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年）平定平原、固原后论功，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可见清朝前期赏功封爵有所限制，控制较严。由于清前期军风吏治较为肃整，将帅治军也较为严格，将士在战场上还能奋勇效力。但选将如不能破格拔擢，其封赏不足以鼓励军心，久而久之将帅军士忠义奋勇之心必受其挫。且汉人封五等爵位，又无世袭例，消极影响颇大。

随着清军统一全国，大规模军事行动随之停止，清朝进入繁荣发展的阶段。然而承平日久，则人习宴安，清朝军队开始变得没有朝气，将疲士惰。乾隆即位后，边疆叛乱不断，人民起义也相继而起。乾隆善文好武，自称文治武功为古今第一人，为振励戎行，巩固自己的统治，他重视驭将励士，注重明赏严罚，一改过去封赏较低的做法。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年）始，概予以汉人封爵位，世袭罔替，追授了一批名将爵位。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年）追进赵良栋、王进宝一等伯，世袭罔替。昭椹在《啸亭杂录》里说：“国初定制，凡旗员阵亡者，荫以世爵，汉员犹沿明制，惟荫以难荫，官及其身已。纯皇念一体殉节而有等差，其制不无偏袒之势，下诏命凡汉员文武各员如有阵亡者皆荫以世，虽微员末吏亦得荫云骑尉。故人皆感激用命，三省教匪之役，殉难以数千计，盖上之恩泽论浃之深也。”

为了明确赏罚之制，乾隆帝在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颁布了《行军简明军律》，严格规定下几十条赏罚条例，用以“整饶戒行”。《军律》阐明：“赏与罚，皆为军令所重，兹以军令各条谨加登载，至于计功叙赏，亦有一定之典，所以鼓励戎行，振兴士气。”将士在战场上只要勇于作战，都可获得从赏银到授予世职的不等奖赏。魏源在《圣武记》中论述说：“国朝武功之赏，至乾隆而始重。”在用将方面，乾隆帝也是“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最为著名的要数任举、高天喜二将。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固原兵变，夜攻提署。固原游击任举闻乱，单骑诣鼓楼鸣角，叛兵惧而退，追斩十余人，擒四十余人，击败攻城叛军，即擢参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征金川，骁勇善战，乾隆帝谕谓：“在军诸将狃于瞻对之役，庸儒欺蒙，已成夙习。今别用举等，皆未从征瞻对，无所掣肘，宜鼓励勇往。”总督张广泗也上奏说：在川镇将，忠诚勇于无出任举右者。遂破格拔至重庆镇总兵。前后一年时间，任举由游击升至总兵，可见乾隆破格用将的气魄。任举战死于金川后，乾隆“阅疏为泣下”，并谕：“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于危地，思之深侧”。命视提督例赐恤，加都督同知，谥勇烈，祀昭忠祠。以示厚爱之心。

高天喜是乾隆帝一手破格提拔起来的另一位清朝名将。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高天喜以甘州守备，随参将迈斯汉援副将军兆惠击噶尔部于北路，风雪道梗单骑往探，奋欲赴援，为迈斯汉所阻，乾隆诏革迈斯汉职，即以高天喜代为参将，寻迁金塔协副将，再迁西宁镇总兵，授领队大臣。一年之内由守备升至总兵，连跳数级，在明清一代也实属罕见。高天喜在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回疆之役中战死。乾隆御制诗悼之，称其为“绿旗中第一人”，“祀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乾隆御制赞曰：“爪牙之将，用不拘资，感予特达，授命何辞？百战百进，义弗旋踵，怒则面赤，是为血勇。呜呼！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爱将之心溢于言表。乾隆帝破格用将，不次拔擢，重封重赏高天喜之例最为典型。在这种重赏拔擢政策下，乾隆一朝涌现出一批打仗勇猛、能征善战的将领，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

乾隆帝驭将，赏固信，罚亦严。对有功之将予以重赏，对于无功败将则处以重罚。平定大小金川之战，总督张广泗以三万清军在近两年时间里，进展迟缓，且死伤惨重。十三年（１７４８年）乾隆加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至川指挥作战。张广泗与讷亲闹矛盾，各持己见。进攻四月有余，损兵折将，仍毫无进展。乾隆将张广泗、讷亲撤职诛杀，以示军威。此次统兵将帅出征不能努力作战，故意迁延，教训惨痛，为此乾隆帝于十三年针对将帅贻误军机的问题，特意研究讨论增军律三条：“一、统兵将帅苟图安逸，故意迁延不将实在情形具奏，贻误军机者，斩立决。二、将帅因私忿娼疾推诿牵制，以致糜饷老师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三、身为主帅，不能克敌，传布流言蛊惑众心，藉以倾陷他人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乾隆帝强调：“此非朕欲用重典，实以昭示武臣肃纪律而励勇敢。”此三条针对将帅的军律制定后，乾隆帝对于那些再敢“玩寇老师”不努力作战者，坚决严惩不贷。

另外，乾隆一朝严惩的败将还有：在回部之役，诛杀将军雅可哈善，参赞哈宁阿，都统顺德纳，提督马得胜。乌什之役，诛参赞纳世通，办事大臣卡塔海。缅甸之役，诛大学士经略杨应琚，提督李时升，参赞额尔登额。兰州之役，诛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延赞、王亶望等等。经过屡次惩戒，结果“众皆悚惧，每遇战伐，无不致命疆场，罔敢怀敬安之念也。”乾隆帝的赏固信、罚亦严的驭将政策起到了励将奋进的作用。乾隆一朝武功极盛，大的战役有十次，均获胜利，乾隆帝为此志得意满，夸耀“十全武功”，晚年自号“十全老人”。这十次战役的起因和性质不同，如何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姑且不论。但这十次战役清军之所以最后均获全胜，与乾隆帝实施信赏严罚的驭将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每次战役他亲自遴选将帅，批答奏章，每克一城，都要举行盛大仪式，祭告宗庙，重赏有功的将士，破格拔擢将士，并在紫禁城建紫光阁，将战役中有大功之臣绘于其上，为其赋诗立传，极尽渲染之能事，以励将帅奋进之心。与此同时，乾隆帝对那些在战场上不能勇敢作战，临阵退缩的将帅；不能和衷共济，争功嫉能的将帅；不能遵守军纪，腐败无能的将帅，均严惩不贷。在十次战役中乾隆帝诛杀身为皇亲国戚、王公权贵的高级将领不下数十人，可谓用典严峻。魏源在《圣武记》中总结说：“赏不遗贱，而罚不赀贵，故能使将士用命，四征不庭。”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颁布的《行军简明军律》也说：“本朝武功之盛，战必胜，攻必克，所向无敌者，皆由号令严明，赏罚必信故也。”乾隆帝信赏严罚的驭将方法和严明治军的精神值得加以总结和借鉴。乾隆皇帝赏固信、罚亦严，如此贯彻，确能励将奋进。难怪为此志得意满，夸耀“十全武功”，自谓“十全老人”了。(文章授权选自《二十四史管人智慧》　迟双明编著 地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