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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的“怀疑型人格”

  李玉琢是华为早期的一名副总裁,因为常年两地分居,他向任正非提出辞职。任正非听到这个理由后,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脱口而出说:“为什么要离职,你可以离婚啊!”

  2016年4月的一个晚上,有人在虹桥机场拍到一张照片,72岁的任正非独自一人拖着拉杆箱,排队等出租车,身边没有助理和专车。过了两个月,又有人在深圳机场的摆渡大巴上,拍到几乎同样的场景。

  这一年的5月30日,北京召开全国科技大会——1978年,33岁的任正非也曾参加过这个大会,是6000名与会者中最年轻的人之一,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俱到场讲话,轮到任正非发言时,他说:“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熟悉他的言行的人都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表现得忧心忡忡,随时准备迎接“大限”的到来。

  事实上,华为是四十年企业史上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在2012年,华为取代爱立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设备生产者。2014年,华为的国际专利申请件数超过多年盘踞第一的美国高通,位居全球公司之首。在2017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中,华为以785.1亿美元营业收入名列中国民营公司第1名,全球第83名。

  任正非似乎是一个笛卡尔式的怀疑主义者,他们承认知识的有限程度,对人类行为的正面动机欠缺信心,因而更愿意以系统性的怀疑和不断的勇猛考验,达到求知求实的目的。放置于中国,他则类似于商鞅、曹操这样的人物。

  多年以来,他一直拒绝与媒体直接见面,只在2014年的6月,接受过一次并非事先安排的、短暂的记者群访。外界对他的思想的了解,全部来自于那些有意无意“泄露”出来的内部讲话或信件:

  ▷ 2000年,华为跃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他发表《华为的冬天》,提出“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们完全没有适应不发展的心理准备与技能准备”。

  ▷ 2002年,他写下《北国之春》,认为“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 2012年,他发表《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中透露“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破灭,公司内外矛盾交集,我却无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我的身体就是那时累垮的,身体有多项疾病,动过两次癌症手术”。

  对于危机,他仍然保持了极大的警惕:“我们对未来的无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归纳找到方向,并使自己处在合理组织结构及优良的进取状态,以此来预防未来。”

  在一份内部讲话中,他更直率地说:“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华为)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向死而生”是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元命题之一,死亡在存在论上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存在本身,因此萨特才说:“我不是为着死而是自由的,而是一个要死的自由的人。”在任正非的所有传世文本中,均未见他言及任何哲学家思想,这只能说,是生命的苦难和磨砺让他成为了一个悲观的勇敢者。

  华为是一家非常独特而神秘的企业,在资本架构的设计上有两个特点:

  其一,任正非本人在华为的持股比例只有1.01%,其余的98.99%属于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十多万名华为员工在服务期间享有股息分红权,离职之后则再无瓜葛,任正非说这一制度设计是当年他与老父亲讨论的结果。

  其二,华为是资本市场的“绝缘体”,在2013年4月的一份内部邮件中,任正非明确表示:“未来五到十年内,公司不考虑整体上市,不考虑分拆上市,不考虑通过合并、兼并、收购的方式,进入资本游戏。”

  在某种意义上,华为更像一个内向繁衍的“种族部队”,自生胚胎,外拒通姻,因而保持了强大而纯粹的文化聚合力,同时也容易引发外界的好奇和猜测。

  2012年,当华为超越爱立信之际,《经济学人》曾发表《谁在害怕华为?》一文,质疑华为的崛起,引起了关于网络间谍活动的恐慌:“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在帮助华为赢取海外合约,以便让谍报人员利用其网络来进一步窥探全球电子通信网络。”

  在企业文化上,华为的全部管理制度和政策强调“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呼唤炮火。正是这种对前进的不容置疑的拥抱,造就了一支很难被击垮、却又有着种种内在纠结的战斗型组织。

  在华为,有两个“10%”的制度:

  其一,公司每年拿出营业收入的10%投入于科研,这一制度坚持了二十多年,使得华为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具研发冲击力的科技公司。在2015年,华为的研发经费为596亿元,这个数字超过了全国25个省市的研发投入。 

  其二,每个层级不合格干部的末位淘汰率要达到10%,这使得华为内部的岗位竞争空前激烈。在1996年与2007年,华为曾发起过“集体辞职”的大运动,每次均有七千人递交辞职报告,在接受组织的评审后,再行签约上岗。为了保持公司的年轻态,华为还规定45岁即可申请退休。

  在任正非的价值观里,“企业的意义”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活着是至高无上的信条。

  华为对国家的责任是合法纳税、多纳税,而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则只与契约有关。有一次,管理学教授陈春花与任正非对话,谈及员工与公司的关系时,她用到了“感恩”这个词,任正非当即表示不接受,他说:“在华为,我们不需要员工感恩,如果有员工觉得要感恩公司了,那一定是公司给他的东西多了,给予他的多过他所贡献的。”

  到2017年,任正非创业满三十周年。如果不是在1987年以2.1万元资金创办了一家叫华为的小公司,他现在应该是一个疾病缠身的退伍老军人,每天郁郁寡欢,偶尔写一点不咸不淡的回忆小文,以翻阅《读者》杂志为乐。

作者:吴晓波;“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

(信息发布:企业培训网  发布时间:2017-11-14 21: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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